我1956年9月入党，至今已有60余年党龄。

我一生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恐怖、贫困，经历过国民党时期的内战，饥饿迫害。直到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，才使我真正见到了光明，看到了未来。

1933年12月25日我生于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家庭，当时父亲在钱庄（相当于现在的银行）当会计，生活有吃有住，还算稳定，我五岁以前可以说过着比较幸福的生活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1938年国民党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，而用一场大火把长沙城烧为灰烬。从此全家人逃难到离长沙几十里之外的山区农村避难（即现在的望城区石牛塘村），等到日寇进攻长沙以后，石牛塘也无法住了，我们又逃到更偏僻的小山村大石坝避难。几间小房屋住着七八十人，我们一家人就住在野外竹林里，过着十分艰难、恐怖的生活。1945年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大家都盼望过和平幸福生活，可是国民党1946年又发动全面内战，这激起全国人民的奋力反抗。1947年，我考取周南女子中学，该中学是长沙一所十分进步的学校，培养了不少革命初期的妇女领袖、 和革命作家如向警予、蔡畅、丁玲等等。该校共产党地下组织一直很活跃，我为了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，追求进步，追求光明，积极参加了地下共产党所领导的反饥饿、反迫害、反内战的斗争。1949年8月，当宣布长沙和平解放时，我心情十分激动，无数次去街上欢迎解放军进城。解放后，周南女中迎来了南下工作团进校，我是第一批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，开始接受党的教育。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，我报名参干，赴东北老解放区参加建设老区工作。到东北后，我一直得到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，先在东北商专（现辽宁大学）学习两年，后来我被分配到辽阳贸易学校，随后我又被派到辽东省委党校继续深造。通过系统的学习，我不但从理论上了解了什么是社会主义，什么是共产主义，更加学习到应该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。学习使我的思想和政治逐渐成熟，我向党提出了入党的申请。党校一年毕业后，我又回到了辽阳贸易学校，后改为辽东省商干校做青年团工作并兼政治辅导员。1954年，我调到共青团辽阳市委学校工作部工作，在团市委工作两年。这两年对我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有很大的锻炼和提高，团市委都是一些朝气蓬勃，政治思想活跃的青年，大家在一起，心情特别愉快，彼此都很关心。1956年，辽阳团市委党组织正式批准我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。从此，更加坚定了我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。1956年，我考取了吉林大学。五年的大学生活，为我长期从事高等学校教学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。通过这五年学习，我深刻理解了什么是马列主义，毛泽东思想，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必须保护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。坎坷的经历培养了我不畏艰险，战胜困难的坚强品格。1961年大学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。为了照顾家，其后又改配到北京炮校，不久因炮校搬迁，1964年我转业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（现中央财经大学）工作。1973年，因中央财金学院撤销，我被分配到北京语言学院（现北京语言大学），教外国留学生中国概况课兼任来华部政教党支部书记，副主任。我的教学对象既有解放军，也有外国留学生和中国大学生、研究生。不论遇到什么对象，我都能根据对象的特点，认真的备好课，讲好课，使学生对讲课的内容比较满意。在财大讲课期间，我还特别注意将教学与科研有机地结合起来。我的勤奋努力，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充分肯定和称赞，1991年1月，我获得北京市委教育工委、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理论（公共课）教师教学优秀奖。同年7月，由支部党员推荐，中央财经大学党委批准，授予我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。

从1950年，我16岁参加了革命队伍到1994年60岁退休，整整为革命工作干了44周年。我真正体会到毛主席所讲的“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”，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。

教育事业是一项极其光彩的事业，热爱教育，热爱学生是我毕生的追求，自己一生从事高等教育事业，当看到自己教过的学生，一个个茁壮成长，有的还成了国家栋梁之材，我今生选择了高等教育事业，并执着的为之奋斗，感到无怨无悔，无比欣慰。1994年退休后，1995年，中央财经大学成立老教授协会，我被推选为中央财经大学老教授协会会长至2012年。在任期间，从2003年直到2017年，连续担任中国老教授协会第五、六、七届理事，1998年到2006年担任社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，兼任中国老教授协会主办的中华研修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，不仅为我，也为老教授们发挥余热，继续为高等教育事业做贡献，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和空间。因成绩突出，1998年10月获中国老教授协会，老教授事业基金会授予的老教授事业贡献奖，两次荣获中华研修大学授子的“优秀研修生导师”称号。2008年12月，海南省三亚市老教授协会成立，因参加协会的老教授们大部分是候鸟，我被推选为三亚市老教授协会的常务理事。2015年我已82岁，在三亚市老教授协会改选时，我便退出来了。2012年，在我快接近80岁时，退出了财大老教授协会领导。

我还拥有一个幸福美满和谐的家庭，我的家庭已于2006年荣获北京海淀区委、区政府授予的“和谐家庭”光荣称号，并发了荣誉证书，和“和谐之星”奖杯，这对我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和鞭策。

回顾我的一生，虽然遇到过挫折和困难，但没有低过头，没有退缩过，是勤勤恳恳为党、为人民勤劳奋斗的一生。我的生活很有意义，很充实，自己没有因为虚度年华而懊悔，我的晚年生活也很幸福、很充实、很愉快。

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对我的培养教育。参加革命时，我才初中毕业，到东北后，组织立即安排我们到东北商专学习，使文化达到高中以上水平。毕业后，我被分到辽阳贸易学校，不久，又将我送到辽东省委党校学习一年。这一年不仅使我在政治理论素养上提高了一大步，在思想上也更加坚定了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。后来，我到辽阳团市委学校工作部工作。到团市委后，各级领导和同事对我积极热情的帮助，使我的政治思想和工作能力又提高了一大步。在我积极响应青年干部向科学进军的党中央的号召时，他们不仅批准了我考大学的请求，而且还给我三个月复习功课的时间。等我考上东北人民大学（吉林大学）后，在我报到前夕，由团市委学校工作部部长韦德明和组织工作部部长刘玉霞介绍，团市委党支部又讨论通过我的入党申请，并报上级党委批准。从此我不仅从思想上解决了入党，而且从组织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入大学后，我不仅享受调干助学金待遇每月27元，而且还给了1个月7元的家庭补助，总共每月给我34元。这从经济上保证了我大学生活的充裕。

总之，所有这一切我应该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的长期关心培养和深造，否则我不可能走上大学讲堂，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学教授。虽然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，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我绝不忘初心，更不会忘记自己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