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1950年—1960年

这十年分两个阶段，1950年至1956年，这6年是工作，先是在沧州粮局,后是在沧州地委,经过了抗美援朝、三反五反、粮食统购统销，以及反胡风等政治运动；在抗美援朝运动中，先是报了名，后又积极捐款，这期间，即1953年，光荣地入了党。在1956年，党号召机关青年积极参加高考，我参加了，被录取到河北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中文。

二、1960年—1962年

1960年毕业，留校，并被保送至北京大学西语系进修美学，导师是朱光潜先生，至1962年8月。

三、1962年8月—1971年

1962年8月，我被调至中央财政金融学院，从事公文写作，一直到1971年，学校解散被调至大连，都一直在中财工作。这当中经过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、下“五七干校”，并参加了“四清运动”。在“四清”运动中，被分配到四清工作团工部，在学校领导和地方领导之下工作，很受领导的信任与重用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被分到领导运动的工作组，后来说“工作组”执行了反动路线，作了检查，随之，学校党委被造反派搞垮了，我也就成了保守派，之后，学校又出现了两派斗争，即天派地派，天派叫“41”派，地派叫“43”派，我参加了“43”派，之后，上级又派了解放军来学校，形势总算稳住了。不久，便又下放到河南信阳专区淮滨县的五七干校，到1971年，学校参加斗批改，结果是，上级某些领导认为，财院没有存在的必要，决定解散，于是，便于1971年夏天，学校解散，我被分配到大连辽宁财经学院。

在这些时间，我的最大收获是：经了风雨，见了世面：

一是，对文化大革命，从不理解到理解，经过了一个痛苦的思想斗争的过程；

二是，在这场斗争中，经了风雨，见了世面，但我自己，始终是追随党的，在信念上，从未发生了改变；

三是，党始终是信任我的，我有亲身体会。

四、1971年夏—1978年秋

学校解散，我便于1971年夏调至大连，在我的行李包上，写的是“大连财经学院”，但到了大连，遇到微调，在火车站就告诉我，我被分到了旅大市革委会，从1971年夏至1976年夏，在市革命会工作；1976年夏至1978年秋，在大连的辽宁师范学院工作，这原因是因为有人给写了匿名信，才有这一调动；实践证明，匿名信一事，实为学校内部的派系斗争所致，很无聊。在辽师范学院，主要是从事教改调研工作，有时还协助院党委书记做些调研，起草一些报告。

五、1978年秋—2000年

这一段时间较长，我从43岁一直到65岁退休，二十二年；在这二十二年中，一方面协助学院党委做些复校的工作和行政工作，另一方面，也是主要的方面，便是搞教学和科研。可喜的是，在这方面，没有辜负党的培养与教育；在教学上，中财的公文写作教学，一直处于引领的地位，在科研上，公文写作教材，在1992年财政部直属高校优秀教材评选中荣获第一名。在社会学术研究领域，本人担任了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副会长。在科研上，除了公文教材外，还出版了“中国古代公文史”、“中国公文研究”；另外，还出版了“中国诗文故事”、“中国书画故事”等。

2000年，65岁，光荣退休。

回顾自己的一生，在党的指引上，取得了一点儿成绩，完全是党培养的结果；而真正令本人高兴的是党所取得伟大成就，党引导全国人民，先是让全国人民站了起来，成立了新中国，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功劳；接着是让中国接着是让中国富起来，这是小平同志的功劳；目前，习主席正领导全国人民要让中国强起来；我庆贺我赶上了这个光辉的时代。

我如今年事已高，但仍想做一些易于人民的事，我愿意为党奋斗到底，“没有暴风雨，我也不能生活”（马克思），“我尚能生存，我仍要战斗”（鲁迅）。